不久前，深圳跻身首批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同时，由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和深圳市政府主办的“2006中国国际软件外包交易峰会”在深圳召开。深圳市委四届五次全会提出，发展高端服务业，力争至2010年服务外包产值达500亿元，并将出台《关于加快深圳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这都表明深圳与外包结缘日深，一张“外包深圳”的城市新名片正展示在世人眼前。

涵义

　　外包也作“外寻”、“外协”、“外购”、“委外”，指企业为致力于发展核心业务和核心专长而把辅助性业务或非核心业务交托给别人去做。外包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其实质就是将企业内部的分工协作转变为外部企业间的分工协作，亦即外化为市场上企业间的买卖或交易。人类的生产史，从微观看就是从“内协”到“外协”发展的历史；从宏观看，也就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分工和专业化的工业社会演化的历史。

　　服务外包则泛指不同实体（企业、个人、事业单位甚至政府组织等）之间发生的所有非生产性业务的发包与承包行为。当前成长最快的除了IT服务外包（ITO）外，紧随其后的是业务流程外包（BPO，如基于供应链流程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外包）。此外还有维护维修、咨询策划、法律会计、人事培训、广告会展、保洁保安以及研发设计、售后服务等成千上万种服务活动的外包，当然也包括机关、学校、军队等非企业组织后勤事务的外包，甚至个人、家政等服务的外包。诚如德鲁克所说：任何仅做后援支持而不创造营业额的工作都应外包出去，任何不提供向高级发展机会的活动与业务也应采取外包形式。

效应

　　外包的兴盛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从微观看，外包具有促使企业专注核心业务、致力创新、倾力打造品牌、借用外部资源与专长、最大限度利用外部市场机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减少投资与经营风险、增强市场应变能力和灵活性等多重效应。美国一项调查显示，外包协议使企业平均节省了9％的成本，而能力与质量则上升了15％。当年化工巨擘杜邦将氟里昂替代品的开发任务外包给20多个研发机构，结果比国际限定的禁用日提前3年达到目标，并节省了约10倍的研发经费。某银行将其IT部门出售后与专业IT服务商、软件开发商签订外包协议，得到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20％、成本降低20％的“反比”效果。国内某消费电子厂商原维修支出年均约3亿，将售后服务外包后节省下来40％~50％。某大学将校园网的建立维护外包给一家IT服务商，校长顿感大大简化了校内的编制和管理。某机关通过外包使其编制、支出分别缩减了1／3、1／4等。

　　从宏观看，外包的发展与深化具有提升区域与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衍生新兴行业、不断创造商机、分流并增加就业、改变三次产业结构、促进社会变革、推动区域分工与协作、加快经济全球化等效应。如中国台湾就曾靠承接西方跨国公司的大量外包加工组装业务，发展成了影响全球的IC、PC代工重地。印度、爱尔兰则通过承接来自各国的大量软件外包订单，成长为软件产业强国。如今中国内地成为“世界工厂”，也与大量承接全球外包加工业务不无关系。

目标

　　既然外包具有多重积极效应，“外包深圳”就是一项有吸引力的城市定位目标。而从外包本身所体现的“四高”特性中，也能看到打造“外包深圳”的可行性：一是外包运作具有高度市场化特征，深圳相对发达的市场化环境尤其比较适应；二是外包的产业选择具有高端性，深圳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与之比较匹配；三是当今外包呈现出高度服务化倾向，深圳繁荣的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优势；四是外包对信息技术具有高倚赖性，深圳相对发达的信息技术可为之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技术支撑。“外包深圳”的定位目标可体现在多方面：

　　——强大的对外承包能力亦即“揽活优势”包括承揽服务性外包业务的能力与承揽生产性外包业务的能力。深圳市提出至2010年外包产值达500亿元即指前者。其实后者也可有选择性的发展。台湾如今居全球领先的IT硬体制造业就是从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代工亦即承接其外包“体力”活发迹的。如果深圳的外包“揽活”目标也计入制造业及其他产业，届时外包年产值超千亿元是可能的。

　　——强大的对外发包能力亦即“派活权势”包括“派发”服务性外包业务与生产性外包业务的能力。如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及其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靠其“派活权势”而让全球厂商“心甘情愿”为其“打工”的，而“派活权贵”则坐享高附加值与厚利。这种“派活权势”源于企业自身强大的自主创新及与之相关的研发、设计、管理、品牌营销及系统解决方案等能力。比如波音飞机将数万种零部件分包给全球数千家厂商，柯达胶卷吸纳全球数万家业者为其承担零售与冲印服务就是例证。

　　——强大的外包信息与交易集散能力让全球外包信息在此交集、让各国外包服务买家（发包方）在此云集，让各业外包服务卖家（承包方）在此群集，让各种外包服务订单在此汇集，让各式外包会展在此聚集。深圳本身已是高新技术及其成果的国际交易中心，在其之下再衍生出一个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的外包交易次中心是顺理成章的。

策略

　　围绕打造“外包深圳”的目标，首要的策略考量应是：将高端服务业包（揽）进来，把低端制造业包（派）出去。前者首选信息技术及其中的软件开发服务、第三甚至第四方物流服务、研发设计服务、营销策划服务、管理咨询服务、金融理财服务、广告会展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等。后者需根据产业升级的进程按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选择，目前主要是外移高耗能、高耗水、高耗地、高排放的加工制造业，长期性选择则是在强化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的基础上外包中端的加工制造环节。

　　将高端服务活“包进来”或“揽进来”有赖于深圳相关服务提供商的品牌与核心竞争力。为此需研究制定扶植本地高端服务企业发展壮大并支持其走出去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的相关政策。由于不同用户的IT系统解决方案及应用软件多具个性化亦即非通用性，信息技术服务不适于“量产”而尤其适于外包。因此能基于系统解决方案拿到外包大单的IT服务商就居于产业领袖地位：广大中小服务商及硬件制造商都将依存于其提供分包与采购市场。从这个意义上看，做强做大前者是深圳市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要务。

　　把低端制造活“包出去”或“派出去”则有赖于深圳相关制造商的品牌与核心竞争力。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居战略地位的都只能是先进制造业及为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培植和保有一批品牌制造商是打造“外包深圳”的又一要务，也是其保持长期发展优势的要略之一，凭此就自然获得了包括OEM、ODM、OBM等不同形式的对外发包权或“派活权”，从而也就能像波音、柯达、戴尔、英特尔那样不愁没人争相为你代工或打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特区研究所；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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